1791年至1793年的東亞局勢

1793年8月，喬治・馬戛爾尼伯爵使節團抵達北京時的東亞情勢圖

關於大不列顛聯合王國（以下簡稱英國）特使喬治・馬戛爾尼伯爵（Earl George Macartney）謁見大清國皇帝騰格里特古格奇大汗（承天扶助的）愛新覺羅・弘曆（以下簡稱乾隆帝）、遞交國書的情景，向來以諷刺漫畫家詹姆斯・吉爾雷（James Gillray）以及乾隆帝的回信而為人所知，自此乾隆帝便以無知、傲慢的形象為後世史書（包括教科書）所記載，即使乾隆帝當時已左眼視力嚴重下降，並受到嚴重的老人癡呆所苦，不只是昨天的事，可能連今天早上發生的事都會忘記。

很多人（包括歷史學家）都認為自從1648年10月24日，神聖羅馬皇帝（奧地利）暨帝國諸侯與帝國自由都市、西班牙王國、法蘭西王國、瑞典帝國、荷蘭共和國於西發里亞地區簽署《西發里亞和約》（注：和約共分為二個部分，分別是針對荷蘭獨立所引發的八十年戰爭的《明斯特和約》以及針對三十年戰爭的《奧斯納布魯克條約》）以來，歐洲便進入了「民族國家」與「主權平等」的時代…………
事實上當然不是這麼回事。
不可能簽訂一個和約就能立即改變什麼，一直到拿破崙戰爭結束、反法同盟召開維也納會議的1814年（注：會議於1814年 9月18日召開，而拿破崙陛下本人於1815年3月20日重返忠實的巴黎，最後會議於6月9日結束，6月18日法軍於滑鐵盧戰敗）才正式確立了「主權平等」的概念。
簡單來說，若不是拿破崙・波拿巴皇帝陛下過於強大，歐洲各個主權國家間外交平等的狀態是不會存在。這是陛下不只是對法國，也是對世界最大的貢獻。
換句話說，歐洲當時的一流國家仍是教皇國、神聖羅馬帝國（奧地利大公國）象徵神權（教皇）與君權（神聖羅馬皇帝）頂端的大國，英國在18世紀時仍然是屬於二流或是三流的邊境小國（理論上，歐洲各國的等級以最高元首的爵位決定，因此共和國的階級最低），在歐洲都已經是這樣了……更別提大清國是遙遠東方的最高支配者，皇帝甚至擁有等同於教皇（康熙帝稱呼教皇為教化王）的權威，怎麼想大清國與英國都不可能站在平等對立的立場。
英國內部也顯然很清楚這一點，因而在1792年，馬戛爾尼伯爵受命離開倫敦前的9月14日，詹姆斯・吉爾雷（James Gillray）便發表了那幅諷刺漫畫。
沒錯，馬戛爾尼伯爵出發的那一天是9月26日。
這是英國在事前就已經預料到的狀況。
正當法國大革命如火如荼、反法同盟陸續開始集結的1792年，另一方面，東亞（精確來說，是亞洲的中央地帶與南亞的交界）
正發生了一場規模不小的衝突。
位於喜馬拉雅山脈南麓的尼泊爾王國第二度對衛藏（滿語的意思是西方的藏，因而簡稱為西藏）發起攻擊。
這場被乾隆帝自豪為十全武功之一的邊境衝突，大清國派遣以兩廣總督富察・福康安、衛藏參贊大臣多拉爾・海蘭察為首的名將前往討伐。
這場戰爭在馬戛爾尼伯爵使節團一行離開倫敦的約一個月後——也就是10月19日才告一個段落，而整起事件直到1793年1月才算是正式結束。
然而在這場戰爭中，卻發生了足以讓乾隆帝以致於朝廷中樞都對馬戛爾尼伯爵一行的來訪感到敵意的插曲。
首先是，衛藏派遣軍從廓爾喀人（注：構成尼泊爾的主要民族）俘虜中得到了自稱是英什麼來著的組織還是說國家佔領了印度的孟加拉邦的情報，這項訊息理所當然被立即傳達至中南海。
另一方面，面對大清國總勢1萬5000人的大軍壓境，尼泊爾在戰況逐漸不利的同時，攝政巴哈都爾・沙阿（Bahadur Shah）下令一邊向戰爭中的西方鄰國加瓦爾（Garhwal）和談，一邊向英領印度總督（Governor-General）兼總指揮官查爾斯・康沃利斯侯爵（Marquess Charles Cornwallis）求援。正當英國感受到大清國對英領印度的威脅，而決定派遣威廉・赫派翠克少校（Captain William Kirkpatrick）支援的同時，衛藏派遣軍已經越過衛藏與尼泊爾的交通要衝奴瓦科特（Nuwakot），距首都加德滿都（Kathmandu）只剩下不到75公里的距離。
結果，威廉・赫派翠克少校抵達加德滿都時戰爭已經結束了。20年後，便是英國與尼泊爾的戰爭。
在雙方進行和談的同時，第八世「達賴・喇嘛」強白・嘉措（Qambê Gyaco）為了應付尼泊爾的威脅，派遣了使節團前往英領印度總督府所在的加爾各答（Kolkata），希望能與英國結為同盟。
幾乎還不到一年，大清國的朝廷中樞就接獲了自稱是英什麼來著的國家的使節來訪的回報。
沒錯，這個不久之前還在邊境衝突插一腳的神祕勢力，突然派遣了使節團來訪。
來者不善，善者不來——就算這麼想也是理所當然的。
乾隆帝恐怕從那一瞬間，就已經將英什麼來著的國家視為敵人看待了。
但是他不是笨蛋，能支配領土如此廣袤的帝國的最高權力者絕對不是省油的燈。
他很顯然要打發那支使節團走，而且還要他們掉以輕心，以致於不會察覺到他真正的意圖。
主演理所當然是乾隆帝自己，能夠同時使用滿、蒙古、藏、漢四種語言，思緒靈活的鈕祜祿・和珅則是不二人選。和珅固然也不辱使命，不只是檯面上與對方交涉（主要是在禮儀問題上吹毛求疵），暗地裡也做了諸如向使節團的翻譯、甘肅武威出身的神父、曾在義大利那不勒斯求學的李自標施壓，以其家族的性命要脅他不得為英國效力等等。
1793年9月，乾隆帝於熱河離宮正式謁見馬戛爾尼伯爵，在先前與和珅的交涉後得出了由於英國不屬於大清國的保護國或附庸國，因此以獨立國家的禮儀晉見。對這件事，乾隆帝只有在私下抱怨而已，人人都應當向天子跪拜才對。不過至少在康熙帝的時候，大清國其實沒有很重視行跪拜禮（精確來說，跪拜禮是用以表示臣屬及保護義務的象徵性儀式，既然雙方沒有臣屬關係，自然也沒必要這麼做）。馬戛爾尼伯爵於謁見過程中提出的英國方面的要求，包括：

一、開放寧波、舟山、天津、廣州等通商口岸。
二、允許英國商人於廣州近郊設立居留地，居住澳門的英國人能自由進出廣州。
三、租借舟山群島（內屬的一座島嶼）作為英國商人貨物的轉運點。
四、依循《恰克圖界約》，比照俄羅斯在北京設立永久性大使館、居住區及租借倉庫。
五、關於稅務方面的爭議。
六、允許英格蘭聖公會傳教。

由於一開始就打算塘塞蒙混過去，乾隆帝並沒有意願接受英國的要求——尤其是租用領土的部分，設施還在考慮範圍內。

因此，乾隆帝老人癡呆發作詢問了馬戛爾尼伯爵英國的位置離俄羅斯、義大利、葡萄牙等國有多遠以及各國間外交關係如何等等看似無知的問題，並給了在英國幾乎人人知曉的那個著名回覆：

天朝撫有四海，惟勵精圖治，辦理政務，奇珍異寶，並不貴重，爾國王此次齊進各物，念其誠心遠獻，特諭該管衙門收納。其實天朝德威遠被，萬國來王，種種貴重之物，梯航畢集，無所不有，爾之正使節等所親見，然從不貴奇巧，並無更需爾國制辦物件。

並拒絕了放寬貿易限制、允許英國商人進駐舟山群島並不對其設防、設立永久性大使館等要求。最為主要的原因之一為出於管理上的方便與經濟發展上的考量，寧波、舟山群島一帶被劃分為專屬日本的貿易港口（理由是日本出於貿易問題，只讓來自寧波的商船停泊）。

至於設立常駐北京的大使館一事則完全出乎意料，除了俄羅斯以外，（雖然不確定具體的設立時間，但可能是1764年）法蘭西也在北京有大使館，以前耶穌會傳教士、乾隆帝的御用翻譯喬瑟夫＝馬里・亞密歐特（Joseph-Marie Amiot）擔任大使（注：耶穌會於1773年被教廷解散，直到1814年才重新恢復），他是法語版《孫子兵法》的譯者，並著有《中國歷史、科學與藝術回憶錄（Mémoires concernant l'histoire, les sciences et les arts des Chinois）》一書。因路易十六的死訊無比痛心的他仍致信馬戛爾尼伯爵希望他能在外交上保持耐心，因為這是個邏輯與常識與歐洲截然相異的國度。
不過，乾隆帝並非對歐洲科技與技術不感興趣，自順治帝的時代開始，耶穌會就與愛新覺羅皇室關係密切，乾隆帝很早就對相關科技有一定程度的理解，圓明園還擺著一幅世界地圖，乾隆帝甚至知道法蘭西王國當時所面臨的混亂（拿破崙戰爭）——即使對細節並不清楚，但顯然消息來源為亞密歐特。然而，乾隆帝或許也很早就意識到了，大清國的幅員過於遼闊，這些技術根本沒有辦法被應用於全體國民上，但若是大蒙古國的話，當意識到這項技術的優異性的同時，就已經開始思考如何推廣到全世界。至於傳教的問題，從康熙帝的時候開始朝廷中樞就一直試圖將基督教比照佛教、道教，將傳教士進行最低限度的管制（注：自唐朝開始，道士與僧侶都必須要以名為度牒的文件證明身分，1703年起康熙帝下令傳教士比照辦理。此事與主教任命權、祭孔等同為雍正帝下令禁教的遠因），但是教廷方面不肯答應，乾隆帝自然也沒有理由同意，能夠進行傳教的始終只有取得皇帝特許的少數人。

成功打發馬戛爾尼伯爵一行人離開的乾隆帝，即刻下達敕令：

一、以舟山、澳門為主的各沿岸駐軍要全面備戰、嚴守陣地與陣地共存亡，誓死阻止任何試圖佔領的英國人。
二、以廣東為主的稅務官員必須嚴守關稅稅率，不得任意提高稅率給予對方進攻的藉口。
三、關於各地區防衛侵略的準備。

長年飽受老人癡呆所苦的乾隆帝此刻，灰色的腦細胞正以全力運轉，若是對方想越過喜馬拉雅山脈打過來，就聯合衛藏、尼泊爾等國打回去。
讓他們為朕的十全武功錦上添花吧！←變成十一全武功就太饒舌了，所以只能是錦上添花。
相關的命令都被詳實紀錄在《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東華續錄》（注：以國史館編纂蔣良騏抄錄歷代皇帝實錄的《東華錄》為文本，由國史館編修王先謙、翰林院編修潘頤福、翰林院編修朱壽朋等相繼編纂的一系列編年體斷代史的統稱。這裡指的是王先謙於1884年成書的《九朝東華錄》）、《粵海關誌》（注：廣東海防局官員梁廷枏於1839年編輯完成的工作日誌）、《廣東海防匯覽》（注：在兩廣總督盧坤的主導下，廣東督撫衙門編纂的海防兵書，而盧坤於1838年成書前已病逝廣州任所）這類歷史文獻中，有興趣的話可以自己去查查看。
但也因為乾隆帝與和珅的演技過於逼真的緣故，導致後世的民眾都被騙了…………
才沒有這回事呢。
歐美的觀點當然是出於被騙了的馬戛爾尼伯爵一行人的視點，而理當有直接的文獻可考的東亞，則是因為1928年1月起，輔仁大學校長陳垣、北京大學教授沈兼士、大總統府秘書許寶蘅等人從至少600則的大清國官方紀錄中，選擇了他們認為重要的47則發表，匯集而成《掌故叢編》的緣故。這47則中主要都是對大清國政權不利的部分，他們的主要目的是引起大眾對大清國的反感，強化對中華民國的認同感。以這項發表為範本，行政院政務處處長蔣廷黻也在1937年發表論文，將近代東亞的半殖民化原因完全歸咎於天朝思維與朝貢體系。
這也就是東亞民眾對喬治・馬戛爾尼伯爵謁見乾隆帝這件事的刻板印象定型的主因。

二〇一六 十二月吉日